白先勇曾說︰「我寫作,是因為我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換成文字。」又說︰「文學不能帶給社會工業的進步或是商業的繁榮,可是文學有個很重要的價值,就是教育我們如何同情。」

2012年6月5日 星期二

《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

白先勇先生的新書《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匯集了很多珍貴的史料,是一部研究民國史非常重要的作品。台灣眾多文化名人也共襄盛舉,不乏高度而中肯的評價。


,《父親與民國》一書,在兩岸三地同步發行,並已引起了各界的積極反響,這說明,對於那一段特殊的過去,兩岸其實都存在一個重新認識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我對你錯的問題。拋開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如今的學者和後人,都應該以一種更平和、更豁達、更包容的心態來相互求證,而不是退縮於自己的立場去標同伐異,否則,白先勇先生的這部重要著作,就失去了其更廣泛的反思意義。

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白先勇與王國祥


樹猶如此-紀念亡友王國祥君    轉自中學生網站

作者:文山高中 黃安琪

一●相關書訊:
這是小說家白先勇先生題獻給摯友王國祥先生的散文集。書中作者真摯動人的深情,躍然紙上,其中〈樹猶如此〉一文,則是寫白先勇、王國祥這兩個男人,從青年時的相遇相知,又為了彼此的生命之最,從家鄉到異鄉互相扶持之情,不逾如恆。但不幸的是,那位同樣也歷經學習興趣的轉換跑道,同學於台大物理系的王國祥,卻發現得了頑固的疾病。因此作者以冷靜內斂的筆觸書寫親密至交罹病求醫,卻依然不治身亡的故事,感人至深,亦耐人尋味。

二●內容摘錄:
冬去春來,我園中六七十棵茶花競相開發,嬌紅嫩白,熱鬧非凡。我與王國祥從前種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後,已經高攀屋搪,每株盛開起來,都有上百朵。春日負喧,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擡眼望,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意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娲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P161)

三●我的觀點:
樹猶如此-這是我第一次讀到白先勇的著作。

<樹猶如此>有一個加註的副題<紀念亡友王國祥君>,自然這是一篇追悼故友的傷逝,懷念在與好友患病後終至往生這最後一段時光的真情之作。奮力抵抗病魔的摧折是生命意志力極高的表現,有很多展現生命力的無限堅強例子,再流露出對生命的珍視及光耀亮潔的真情流露。要抵擋肉身病痛的折耗,還要維繫人與人之間真情相擁的彼此珍惜,無非又是對真性情的洗煉煅鑄。白先勇以自己住所周遭環境的實況,引出與友人王國祥共同攜手整理的相知情。語句其實平淡得宜,不見對字詞的細心雕琢,而是樸實無華的專注於書寫彼此的情誼。共同整理蔓生的植物,並希望能培育出生機盎然的園林景致。直至染病,回憶起過往曾經共同經歷的諸多情事,似乎回憶就代表著生命傷逝的時刻即將到來。心中的苦難悲痛沈重,哪裡比得上摯友所切身經驗對病痛的頑強抗抵,維持那僅有的生命尊嚴。董橋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樹猶如此>的動人之處,尤其引了白先勇寫道陪著摯友過最後一個生日,離開時在車子後照鏡中所看到孱弱的病容,心中的悲苦碎裂再也忍不住的相關情節,真誠而不煽情的描寫,當然是文章中最令人動容的片段。

作者與王國祥的交情不只長且深。兩人在對方最特別的時刻都沒有缺席;不論換工作,佈置新居,甚至連生病,都不曾離對方而去。國祥的疾病由於是復發,因此彼此心中都明白它只會更難纏。二十多年後,作者想捍衛朋友生命的心情仍然不變,只希望朋友的病情能好轉。生病期間,國祥的堅強也帶給作者動力去尋遍名醫;可是國祥憔悴的容顏,使作者很難過,因為它的摯友正一步步接近死亡。

國祥的死在作者心中留下一個空洞,如同花園中那棵枯死的柏樹留下的缺口。看完整篇文章,感覺到「真情」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是如此難得!有人可以因妻子罹患乳癌而要求離婚,作者對國祥沒有法律上的關係,卻陪伴度過那段飽受折磨、提心吊膽的日子。人生有一個這種知己,應該就已足夠!

看完這篇文章讓我發現,文章不一定非得寫苦才會令人心痛,但寫苦寫到深入心底,那又是文字駕馭功力的表現了。每看一次,總不免又心痛一次,那該是生命中難以承受的牽掛了。

雖然我未曾經歷過那樣的錐心之苦,但透過白先勇的文字,我能夠領悟到那樣的痛。那是他們互相扶持,一起跌撞顛仆走過的路。我想,白先勇除了悲摯友之亡,更應喜一生得此友誼,珍惜擁有那段情,這也不是心腹之交,因他倆早已是一體。是要向佛求了幾百年才會有此生一個知己?還是要積了幾世的陰德才換得這數十載的緣份?或許現在的白先勇看著那道天裂,心中的懷念感恩會多於哀痛吧!

四●討論議題:
1.生命的盡頭終要到來,怎樣才能不留遺憾呢?
2.巨大哀慟造成的缺口,怎麼彌補那一片空白?

白先勇的感情世界


白先勇的感情世界與同性戀社群的關係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開表示自己為同性戀者,但在台灣公開場合極少提及自己的性傾向。

白先勇曾說,他相信父親知道其同性戀傾向,但並沒有真正和他談論過此事。

白先勇唯一的長篇小說《孽子》(1983年)除骨肉親情外,書中對於台北部分男同性戀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節不避諱的描寫,格外引人注意。

《孽子》以一名因其同性性傾向遭父親逐出家門的少男「李青」的視角,講述一群以1970年代臺北新公園為集散地,不為主流社會所接納的男同性戀者的故事;而作者對於父子親情的描寫,亦為本書之主題。

2003年,台灣公共電視台將其改編拍攝為同名電視劇。

在2002年的《揚起彩虹旗》新書發表會上,台灣同性戀權益運動者陳俊志指責白先勇與舞蹈家林懷民對台灣同志運動沒有盡心盡力。

然而,關於出櫃名人在同志權益運動中之社會義務,各方看法殊異。


以下一篇專文 對白先先勇的感情世界 有深刻描寫


為同性戀而驕傲 白先勇真的很勇    轉自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08-10-22

關於自己的感情以及性取向,白先勇從來不避嫌公開。早在七、八十年代,他在台灣發表《孽子》、《寂寞的十七歲》等涉及同性戀題材的文章,在那個年代來說,已是踩盡邊線的創舉。到了1999年,即王國祥逝世後十年,白先勇把這段38年的真摯感情,以悼文形式細細道出。兩人的故事,除感動了無數中港臺讀者,更有不少人認為,白先勇這樣將個人感情公諸於世,相對很多“作家”,是個非常勇敢的表現,白先勇真的很“勇”。

為同性戀而驕傲

  “從事寫作,就要沒有任何禁忌,對自己對別人,都應表達心中真實的感情。而且我既為一個完整的人,沒必要隱藏自己。”外界問他與王國祥的關係,他坦白表示對方是自己的戀人、是一生的生死之交、是一生中很重要的人,是精神的支援。“他的過世是我人生中最無法挽回的遺憾。”說得比一般異性戀人更義無反顧。

  白先勇說,同性戀是天生的,他從小就已經意識到。“很早就覺得自己與人不同,尤其在少年時那階段,我十分孤立。”“出櫃”(注:指承認、暴露身份)對於不少同性戀者是一個很不易過的關口,但對於白先勇:“我從不認為那一件羞恥的事,我反而覺得與眾不同,是一種驕傲。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同性戀造成我一種很大的叛逆性。”

  因為這種驕傲與叛逆,令白先勇做了很多人家不敢做的好東西。也許亦是同一原因,令到今天香港的藝術界文化界中,一個又一個闖出名堂的,不少都是同性戀者。“其實也不只是香港,全世界也是一樣。同志在社會屬於少數民族,他們一方面不時受到外間排斥,因此必須對身邊事物非常敏感,才能生存。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大接受世俗的道德觀,很有一套獨特想法。而一位藝術家需要的,正正就是這些條件,使不少同志在藝術方面做到不俗的成績。但當然,出色的藝術家,也不只限于同性戀者!”

三十八年知心好友

  王國祥與白先勇於高中二年級時相識,他們一開始便有一份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白先勇年輕時辦文學雜誌,長期處於虧本,正在讀博士的王國祥每月便把一半獎學金省下來給他接濟;白先勇搬到美國聖芭芭拉,王國祥又從賓州跑來,跟他在新房子合力做了一個月的園藝工作。

  直至1989年,白先勇形容那是凶年,他家中後園的三棵義大利柏樹,即王國祥當初建議種植的三棵柏樹,中間那棵,突然焦黃起來。數日後,這株本來風華正茂的長青樹,更竟完全壞死。“柏樹無故枯亡,使我鬱鬱不樂了好些時日,心中總感到不祥,似乎有什麼奇禍即將降臨一般,沒有多久,王國祥便生病了。”白先勇在《樹猶如此-紀念亡友王國祥君》這樣寫。

被隔離的童年

  曾聽不止一個人說,他們不喜歡讀白先勇,全因他的文字太悲太血淋淋,與殘酷的現實太過相近,教人心裏很不舒服。例如《第六隻手指》講他三家姐生病與離世、而《謫仙記》、《玉卿嫂》等,則寫“毀人”。而白先勇自己也承認,揭示人類靈的痛苦,就是他的創作動機。“這大概跟我的童年有關。”

  白先勇一家有十兄弟姊妹,他排行第八。七歲時,白先勇被診斷出患上了肺結核,需要輟學隔離,因此他的童年時間多半獨自度過。“因為生病,我對別人的痛苦格外能感受到,也因為小時候經常一個人,對於那種孤獨寂寞感覺,也特別清楚。我想,我是特別同情在感情上失敗的人罷,總希望將大家說不出來的痛苦一一寫出來。”

  白先勇的家庭背景,令得他小小年紀就隨父母四處流徙,桂林、重慶、南京、上海,然後來到香港,入讀喇沙書院。兩後後又再移居台灣,在那裏度過了中學和大學生涯。在動蕩時代中成長的白先勇,在很年少時已經嘗透人間的悲歡離合!然而,對於白先勇來說,人生中第一個最深最痛的打擊,卻是母親于他25歲時病逝。其母一直是家庭的強大支柱,她的個性頑強,從不服輸,可是最後臥病在床,與死神搏鬥數月,卻是那麼毫無法子。面對第一個親人、真正自己所愛的人離去,白先勇真正感覺到人生無常。“入土一刻,我覺得埋葬的不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自己生命一部分。”“母親下葬後,按回教儀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墳,第四十一天,便出國飛美了。”白先勇在文章《驀然回首》裏面,又一次把自己最真實內在情感,赤裸裸地坦露出來。

  如此段段不尋常的成長經歷,解釋了白先勇那樣悲憫寫實的文字從何而來。然而,這位白老師經常是嘴角帶著微笑,語調坦誠輕鬆地出現在人前,怎樣也不像是個終日哀悼人性的悲涼大師。他說“可能我寫作時是另一個人,我寫的只是人性,不是我。”

白先勇簡歷:1937年生於廣西桂林,父親是前國民党高級將領白崇禧。抗戰期間曾先後在重慶、上海、南京等地居住,其後來到香港念小學,1952年遷往台灣,入讀建國中學及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進了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室攻讀碩士課程 。隨後任職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教授中國語言文學課程, 一教二十九年。1994年退休後,他繼續定居小城聖塔芭芭拉,寄情種花和寫作。期間著作包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孽子》……等。

收錄於台北人各篇小說原出處


《秋思》──刊中國時報,一九七一年。

《國葬》──刊現代文學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年。

《花橋榮記》──刊現代文學第四十二期,一九七○年。

《冬夜》──刊現代文學第四十一期,一九七○年。

《孤戀花》──刊現代文學第四十期,一九七○年。

《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刊現代文學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年。

《思舊賦》──刊現代文學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年。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刊現代文學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九年。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刊現代文學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

《梁父吟》──刊現代文學第三十三期,一九六七年。

《歲除》──刊現代文學第三十二期,一九六七年。

《遊園驚夢》──刊現代文學第三十期,一九六六年。

《一把青》──刊現代文學第二十九期,一九六六年。

《永遠的尹雪豔》──刊現代文學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五年。

我讀台北人的讀後感想


我的問題:

請問當你無奈被迫接受一個新事務、新環境甚或是新文化時,該如何自處?



白先勇的「臺北人」:

「臺北人」為知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的代表作,是本短篇小說集,其30週年紀念典藏版,由爾雅出版社出版。

「臺北人」雖然各篇獨立、分散自成不同故事,可是其主軸卻一絡因循、貫穿全篇。

對於來自大陸、不同背景的主角們,作者以悲憫的心情、敏銳的眼光,寫下這些因共同的無奈,戰亂,輾轉流落於台北的各色故事。

書中人物的深刻描繪,加上獨到見解與體悟,跟前輩的中國作家相比,留學於美且下筆時身在異鄉的他,更能對此時中國文化傳統劇變給予更客觀、建康地衡量及理性的評斷。

敏銳的觀察力和一顆纖細的心,使小說的人物好像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如同真實活著一樣,也因此這本短篇小說集已被翻成多國版本,而在華人圈更是盛譽多年,先後多篇被拍成電影、搬上舞台呢!



我的觀點:

我們知道白先勇出生在大陸,其父(名將白崇禧)官至國防部長,國共內戰失敗後隨父親來台。

來台後,因之前其父在大陸與最高當局種種恩怨,全家過得戰戰兢兢,所以白先勇有著與其他高官子女不同的深刻生活體驗。

因為不同於其他官宦權貴子弟的背景,所以台大外文系畢業的他到美國留學後,也不同於其他權貴子女若願意回國,可以馬上身居要職。

白先勇反而與當時大多數留學生一樣,一直長居國外。

而「臺北人」各篇就是他在留學期間,陸續投稿於他所創的「現代文學」。

當時初到異鄉不久的他,回顧在台所見的這些「臺北人」,想必更能體會他們的心情,筆下自然也就更能有感而發。

這些短篇文章看似毫不相干,但仔細推敲就知他們有共同的包袱,皆是揮之不去的昔日風光。

這些人戰敗逃難,來到一個文化大不同的「異地」,雖然各有不同的故事,但相同的是都有一段難忘的過去,所以來臺定居後,大部份的主角雖人在台北,但他們的心卻似老僧入定般留在大陸,即使有些人因時間的流逝而逐漸適應台北生活,也常不經意的流露出對過去的緬懷。

有的把台北的家居打扮得和過去上海公館一樣華麗(永遠的尹雪豔);有的已不像以往風光,只能開小店作小本生意,看似完全適應台北生活卻總是在談話中憶起當年,期盼著回到過去(花橋榮記);甚至有的家族家道已中落,如同落日一般即將消逝(思舊賦);曾經是抗日名將的賴鳴升也不敵歲月的摧殘,日漸老去,但他仍不肯向現實投降,死守著往日的風光(歲除);朱青因夫死深受打擊,最後變成一個對生活麻木不仁,整天沉溺於玩樂,看似忘了過去,可是「過去」卻仍深植在她的心中揮之不去,這種虛無的短暫歡樂,襯托她心靈已麻木、死亡,對比昔日她對郭軫的一片深情,令人何等感嘆,反觀師娘雖和她有著類似的遭遇,卻因早有心理準備,境遇和昔日相差甚小,以變與不變襯托出時代的悲劇(一把青);華夫人不甘自己日漸老去,以各種方法逃避現實,緊緊捉住一個自欺欺人的幻象,藉以麻痺自己,而她對萬夫人親日崇洋的鄙視不屑,也正是這些落難人的「心聲」,「我們三千年積蓄的精神文化,怎能容許西方的種種功利主義,毫無人情溫暖的制度,滲透到我們固有的文化裡」?可時間卻不容許她這樣,華夫人今日的白髮雖可用濃密的黑髮遮掩,但明日呢?她終究抵擋不了此局,不可避免的一天一天老去,而她的時代也在無聲無息中結束(秋思)。

小說集中的短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冬夜」,整篇文章看似平鋪直述,卻令我有著深深的體悟。



我看「冬夜」:

故事中,余嶔磊是一位窮困的老教授,因老朋友吳柱國自美回臺,而邀他到家裡作客。

兩人從對話中,彷彿回到當年那意氣風發的有志青年,回到為了理想而奮鬥的年代。

而如今,余嶔磊已不再是當年那位赤足燒掉親日官員曹汝霖家的青年,吳柱國也不是昔日領隊遊行,跟警察打架打得連眼鏡都掉了的學生。

他們的好友賈宜生曾在牆上寫「還我青島」的血書,陳雄穿了喪服舉著「曹陸章遺臭萬年」的輓聯在街上遊行。

這些英勇事蹟宛若昨日一般重現,卻也增添二人的惆悵落寞,因為如今的他們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不得不向現實屈服。

吳柱國內心深處對國家的愛戀使他痛苦不堪,這苦悶鬱結深植在他內心,即使外表光鮮亮麗,那也是迫於生活才做的。

就連那些出版的書也是「被迫」所寫的空話,難怪當余嶔磊讚他在學術界替他們爭一口氣時,吳柱國痛苦的否認了。

而吳柱國對余嶔磊的敬佩,對余嶔磊能堅守在教育的崗位上,教導青年的景仰之情,最後在告辭前,被余嶔磊突兀的請托,希望能夠介紹他到美國教中文,給幻滅了。

而從兩人對話中,我們知道他們前面所提的昔日好友,有的當了漢奸被槍殺,有的違背了初衷去當官,而說到因寫了一本中國哲學史,被共產黨批為孔教作倀,不干屈辱憤而跳樓的同學,更是令二人不勝噓唏。

在這寒氣逼人的「冬夜」裡,想到諸多好友,惟獨兩人得以倖存不忘早年壯志,思之彼此,可以相互取暖、安慰,雖然志氣多少消退、青春更已逝去,今日兩人被迫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但至少此時、此刻,藉著昔日英姿,他們在這寒冷的冬夜裡由對方得到一絲溫暖。雖因情勢逼迫而不得不拋棄理想向現實低頭,但這份共同的寶貴記憶,將永存在彼此心中,溫暖二人因未能達成理想而心灰意冷的心。

作品集刊年表


2012年,《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分上下冊)》,時報出版。

2010年,《白先勇與符立中對談:從台北人到紐約客》,九歌出版社。

2008年,《白先勇作品集》,天下文化出版。全套12大冊,隨書附《青春版牡丹亭—牡丹一百DVD》。

2008年,《白先勇書話》,隱地編,爾雅出版。

2007年,《紐約客》在台灣出版。

2004年,《奼紫嫣紅牡丹亭》在大陸出版。

2002年,《樹猶如此》,聯合文學出版。

2002年,《臺北人》出版30週年紀念典藏版。

1995年,《第六隻手指》。爾雅出版。

1984年,《明星咖啡館》。皇冠出版。

1983年,《孽子》長篇小說。

1982年,《白先勇短篇小說選》出版。

1980年,《白先勇小說選》出版。

1978年,《驀然回首》散文集出版。

1976年,《寂寞的十七歲》小說集。遠景出版。

1971年,《臺北人》,短篇小說集。晨鐘出版社。

1968年,《遊園驚夢》,短篇小說集。仙人掌出版社。

1967年,《謫仙記》,短篇小說集。文星書店。

白先勇生平


1937年7月11日生於廣西桂林,父親白崇禧是中國國民黨桂系將領,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

1952年,移居臺灣。之前曾住過重慶、上海、南京和香港。

1956年,建國中學畢業,以第一志願考取成功大學水利工程學系。

1957年,因志趣趣不合,轉學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改讀英國文學。

1958年,大學部3年級時,在《文學雜誌》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金大奶奶》。

1960年,與同學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劉紹銘等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

1962年,母親去世後第四十一天,便出國飛美至愛荷華大學,攻讀文學理論和創作研究。當時父親也來送行,也是白與父親最後一次會面。

1965年,取得藝術創作碩士學位後,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文及文學,從此定居於此。

1994年,退休。


評價

旅美學人夏志清教授曾說:「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潛心自己藝術進步,想為當今文壇留下幾篇值得給後世朗誦的作品的,有兩位:於梨華和白先勇。」他甚至讚譽白氏為「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五四以來,藝術成就上能與他匹敵的,從魯迅張愛玲,五、六人而已。」
歐陽子認為,「白先勇才氣縱橫,不甘受拘;他嘗試過各種不同樣式的小說,處理過各種不同類式的題材。而難得的是,他不僅嘗試寫,而且寫出來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白先勇講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說情節,有從人物對話中引出的《我們看菊花去》,有以傳統直敘法講述的《玉卿嫂》,有以簡單的倒敘法(flashback)敘說的《寂寞的十七歲》,有用複雜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表白的《香港——一九六○》,更有用「直敘」與「意識流」兩法交插並用以顯示給讀者的《遊園驚夢》。……他的人物對話,一如日常講話,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調濃厚,一如油畫的文字,《香港——一九六○》便是個好例子。而在《玉卿嫂》裡,他採用廣西桂林地區的口語,使該篇小說染上很濃的地方色彩。他的頭幾篇小說,即他在台灣時寫的作品,文字比較簡易樸素。從第五篇《上摩天樓去》起,他開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藉著文句適當的選擇與排列,配合各種恰當『象徵』(symbolism)的運用,而將各種各樣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傳達給了讀者。」
針對白先勇屬於張派的說法,台灣作家符立中提出異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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